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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 留學上海——蔡孝乾红白人生研究之一 [打印本頁]

作者: admin 時間: 2021-11-1 13:10
標題: 留學上海——蔡孝乾红白人生研究之一
蔡孝乾（1908—1982）是一名富有传奇色采的台灣人。他少小离家赴大陸留學，介入新旧文學之争，组建或加入多個台灣左翼學生集團，是“台灣學生中左倾之代表人物之一”[1]。台灣共產党建立时，他被缺席推举為中心常委，兼管鼓吹部，後因私行离台赴大陸而被谢雪红等人解雇党籍。1932年，他進入江西苏區，主持“苏區反帝总联盟”的事情，并随赤军长征，是走完长征路的独一一個台灣人。他在延安曾历任“省苏维埃當局”內務部长、敌工部长等职，是那时中共53位首要政治魁首之一。抗克服利後，他受命潜返台灣，担當中共台灣省事情委員會布告，是中共在台最高带领人，後被捕背叛，变节了他20多年来一向寻求的赤色奇迹。他背叛後持久在台灣谍报局从事“匪情钻研”事情，成為“白區”钻研“赤匪”的“专家”。纵观蔡氏一辈子，堪称跌荡放诞升沉，五味杂陈，他的传奇履历使人赞叹，他的人生升降使人感伤，而他由红而白的剧变，更折射出國共两党斗争的残暴性及小我在激荡的汗青大水中的懦弱性和繁杂性。但是，對付如许一個比力首要的汗青人物，海峡两岸學术界都未赐與充实存眷，就我视力所及，似只有一篇比力简单的平生列传颁發。[2]鉴于蔡孝乾的平生履历繁杂而多变，我筹备撰写数篇论文，分阶段對其平生業绩举行较為深刻的钻研，以有助于咱们更周全地领會和评价他的红白人生。本文是系列论文的第一篇，专門考查蔡孝乾留學上海时的环境。

1、早年事月

蔡孝乾于1908年诞生于台灣彰化县花坛乡。听说，“最先随郑樂成假寓台灣的有三百户移民，他是此中一户的後裔”[3]。蔡孝乾的祖父是私塾师长教师，父亲曾在日据时代担當差人。蔡孝乾本名蔡乾，有個双胞胎弟弟叫蔡坤。蔡乾自幼事亲至孝，除帮忙怙恃摒挡家務外，還在上學路上捡拾田螺到黉舍请校工烧熟當午餐，以尽可能减轻家庭的包袱。校长知悉他的孝行後，自动在他的名字中加進一個“孝”字，从此“這位孝行榜样遂成為全校师生无人不知的勤學生”[4]。蔡孝乾在延安奉告美國记者斯诺，他是6岁收彰化小學念书的，黉舍教日语，共读了8年，结業後曾在母校任教1年。[5]

1924年春，16岁的蔡孝乾在“父亲和文化协會的帮助下”[6]负笈大陸，進入上海大學社會學系念书[7]。

蔡孝乾到上海進修，與那时台灣學生赴故國大陸留學的潮水直接相干。据日台政府查询拜访，1920年赴中國大陸留學的台灣學生只有19人，到1923年10月已达273人，呈“激增”之势，“此中的缘由之一，可能和那时在外留學生所组织的各集團所从事的留學劝诱，和低廉的膏火，简洁的留學手续有關，但最大的缘由则為文化协會勾當所带来的民族醒觉的影响。”在文化协會的感染下，很多台灣學生把中國“视為民族的故國而敬慕忖量”，對中國“四千年的文化传统，引觉得荣，且對之怀有向往之念，并等支票借款,待着文化协會、议會设置示威活动的成长和樂成，觉得台灣离開日本的统治已指日可待。”[8]

正如若林正丈指出的，“遭到這些活动最强烈影响的，仍是以那时就读于島內的中黉舍或专門黉舍學生為中间的青年们。”[9]日台政府也指出，民族意识被叫醒的這些台灣青年學生，“在島內的黉舍，常常做不稳的举措，一旦遭到处罚时，则即时到支那留學。”[10]蔡孝乾就是“遭到這些活动最强烈影响的”青年之一，他怀着對日本殖民统治的不满與對中汉文化的钦慕来到上海，走上了一条布满荆棘的摸索之路。

2、就读上海大學

上海大學是1922年10月由东南高档专科师范黉舍改组而成的一所大學，是國共两党互助辦學的產品，校址在闸北青云路。校擅长右任只是挂名，其实不到校辦公。1923年4月，中共党員邓中夏被聘為校務长（又称总務长），现实卖力校務。邓中夏那时是中國劳动组合布告部主任，到差後重要从三方面入手展開事情：（1）“肯定教诲目标和目标请求”；（2）“鼎新黉舍建制、起草黉舍章程”；（3）“礼聘具备真才实學的學界人士来担當教职”。[11] 他肯定的辦學主旨是：“养成開國人材”，“促成文化奇迹”。他说：“咱们不做學而不可、放言高论的學究，而是要用革命的理论和常识去點燃年青人的革命狂焰，一化10、十化百地為革命播种，唤起公众，抵挡军阀，打垮帝國主义！”[12]

1924年春天，上海大學已有學生400多人，闸北青云路衖堂里的校舍已不胜续用，乃迁至英租界西摩路123号的新校舍。[13]蔡孝乾应當是上海大學在西摩路的新校舍起头留學糊口的。据谢雪红回想，上海大學“一學期膏火、册本费等共十二元”。她无钱交膏火，是说服林木顺的父亲林德裕替她交的。[14]蔡孝乾受父亲和文化协會帮助，似无交不起膏火之忧。

為了迎接工人活动新飞腾的到来，邓中夏開辦社會學系，“礼聘共產党員和前進人士来校任教”[15]。6月，瞿秋白应聘進入上海大學，任學務长和社會學系主任。邓中夏、瞿秋白“立意要把上大辦成在社會學系方面有特點的黉舍”[16]，以是倾泻了大量的精神和血汗。瞿秋白肯定的社會學系课目有：社會學、社會進化史、社會學史、社會活动史、社會思惟史、經济學道理、經济學史、政治學纲领、政治學史、法學通论、法制史、政治史、生物哲學、人类學及人种學、汗青哲學、生理學及社會意理學，和两門外语。[17]這些课程固然未必都能開设，但表现了瞿秋白视阈的宽敞和學养的深挚。

瞿秋白是中共闻名理论家，很會授课，對學生具备很大的吸引力。瞿秋白等人主讲的“社會學”、“社會科學概论”、“现代民族问题”、“中國劳工问题”、“中國农夫问题”等课程，论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汗青唯物主义的道理，對在校學生發生了至關大的影响，很多人是以走上革命門路。那时有“北有五四的北大，南有五卅的上大” [18]和“文有上大，武有黄埔”[19]之说，充实表现了上海大學在左翼活动中的职位地方。中共草创时代的一些首要理论著作，如瞿秋白的《现代社會學》、《社會哲學概论》、《社會科學概论》、《现代民族问题》，邓中夏的《中國劳工问题》，萧楚女的《中國农夫问题》，蔡和森的《中國進化史》，恽代英的《中國政治經济状态》，施存统的《社會思惟史》，安體诚的《现代經济學》，董亦湘的《民族革命讲學纲领》，杨贤江的《青年问题》等，都是這些中共党員在上海大學的讲授進程中完成的。[20]

1924年10月，瞿秋白分開上海大學，社會學系主任由施存统继任。[21]1925年7月，施存统對社會學系课程做了修订，重要课目：社會學、社會问题、社會進化史、社會主义史、社會學史、經济學、政治學、现代中國經济、外國语（英文或俄文）；次要课目：社會意理學、法學理论、近代經济史、近代政治史、中國交际史、經济學史、經济政策、消息學、教诲學；选修课目：犯法社會學、社會哲學、人类學、汗青學、財務學、统计學、經济地舆、政治學史、法制史、國际法、生物進化论、平凡生理學、科學法子论、哲學概论等；出格讲座：孙文主义、列宁主义、國民党党纲及政策、蒙古及西藏问题、中國革命史、中國劳动问题、俄國新經济政策、民族活动、平凡推举、政党论、宪法论、市政论、现代哲學、现代政治等。[22]

继施存统以後担當社會學系主任的是彭述之，老师前後有李俊、蔡和森、恽代英、安體诚、张太雷、萧朴生、萧楚女、郑超麟、蒋光慈、任弼时、董亦湘、韩觉民、李汉俊、周建人、李季等[23]，中共在社會學系的影响足见一斑。在邓中夏、瞿秋白、施存统等人持续不竭地尽力下，上海大學社會學系成為那时著名天下的人材培育基地。那时已有燕京大學和沪江大學等黉舍设立了社會學系，由于社會學“是很时兴的一种學科”。可是，按施存统的说法，這些系的“老师多半是外國人”，所用的书籍，满是外文原版书，“他们其实不外钻研那合适于外國的社會學而已”。相反，上大的社會學传授不是“那些對付中國社會情景隔阂的外國人”，而都是中國的“社會學钻研者”，他们的课本更符合中國现实。[24] 如许的辦系目标和讲授实践，吸引多量青年學子前来肄業，遂使社會學系成為“學生至多，共產党員、青年團員至多的一個系，也是革命人材辈出的一個系”[25]。据不彻底统计，中共的40名“上海大學义士”中，曾在社會學系担任過传授和读過书的學生就达28人。這也表现了社會學系很强的革命性。[26]

上大學生在瞿秋白等西席的影响下，出格器重社團勾當。瞿秋白指出，開辦上海大學的目标是要用前進的思惟和丰硕的常识，武装學生的脑子，使他们具备自力熟悉社會、革新社會的能力，担當新期间所付與的神圣任務。是以，黉舍应鼓动勉励學生组织各类类型的社團，倡导學生深刻社會糊口和革命斗争的现实，增强自我熬炼。[27]在這类思惟的引导下，上海大學“支撑學生加入党派组织，會议结社，展開各项勾當”。除中國共產党、中國共產主义青年團和國民党等党團组织外，上海大學“另有各类情势的社團，有探究社會问题的钻研會，有连系专業的學术集團，有各省籍的同亲會等等”。[28]是以，“上大的學生可以说没有一個是只念书不干事的”，他们“厌弃那讲坛上放言高论的传授，和學而不可的學生，認為那只是把學问蕴藏起来作為本身小我糊口的本钱的凉血举动”。[29]

1926年10月至1927年3月，中共在上海带领三次武装起义，共同北伐军進军上海，上海大學师生踊跃加入起义举措，為北伐军的成功立下汗马功绩。 4月12日，蒋介石起头“清党”，大量拘系和杀戮共產党人，上海大學则被视為“红色的大本营”、“捣鬼构造”和“共產巢穴”，于 5月2日被國民党军警封锁，从此竣事了其汗青任務。[30]

在上海大學這类氛围的陶冶下，蔡孝乾對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革命勾當發生稠密樂趣，敏捷成為台灣左翼學生中的活泼份子。他踊跃介入组建各种學生集團，加入各类否决帝國主义和日本殖民统治的勾當，并于1925年参加中國共產主义青年團。[31]

3、加入學生集團

正如矢內原忠雄所说：“在独裁政治國度，對其抵挡的政治活动，凡是都先在外洋组织起来。”[32]台灣的环境也是如斯，台灣地域民族活动的前驱者就是留學日本的一批台灣學生。

自1901年起，台灣學生起头留學日本，今後逐年增长，至1915年已有300多人，到1922年更增至2400人。[33]早年到日本的台灣學生“都一向地為夹杂于日本的風尚习气而尽力，對社會问题、政治活动其实不關切”。可是，“跟着智能的成长，這些台灣人留學生中也逐步有人可以或许以批评的目光来看实际的事物”。[34]厥後，在中國大陸辛亥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後鼓起的民族自决主义和日本民本主义活动的影响下，执政鲜自力活动的刺激下，台灣學生發生了强烈的民族自發意识，他们“自但是然地感受有结成集團以便進入实践活动之需要”[35]。1919年末，蔡惠如、彭华英、蔡培火、林呈禄等台灣學生與来自中國大陸的中华青年會做事马伯援、吴有容、刘木琳等人结合建立声应會。台灣學生還组建了開导會、新民會等组织。他们還開辦《台灣青年》，“開展台灣人的民族發蒙活动”[36]。

活泼于东京的蔡惠如、彭华英、许乃昌来到上海後，對上海的台灣學生活动發生了很大的鞭策感化。他们在國民党联俄容共政策的影响下，與北京的台灣學生谢廉清、谢文达，东京的新民會和台灣青年會，和島內的文化协會等紧密亲密接洽，“反复展開勾當”，但愿获得中國國民党的支援，使台灣自力活动“成长成打垮日本帝國主义的配合斗争”。[37]

1923年10月12日，蔡惠如、彭华英、许乃昌招集旅沪台灣學生10余人在南邊大學建立上海台灣青年會，设會址于上海闸北宝山路振飞里948号。该會對台灣议會设置示威活动极表支撑，與中國國民党也有联结，“概况上以學生的亲睦、中外文化的钻研為号令，可是真实的目标在于打垮日本帝國主义，圖谋台灣自力”[38]。该會首要干部門工以下：谢廉清、施文杞、许乃昌卖力文书，许水、游金水卖力碎務，李孝敬、林尧坤卖力管帐。1924年头會員增至50余人。

上海台灣青年會自创建以来表示得至關活泼，比方，1924年1月召開“上海台灣人大會”，出席者除上述该會干部以外，另有连枝旺、陈充斥、甘文芳、张我军、林琼树、郑進来、罗渭章、张桔梗等踊跃分子，预會者均暗示否决台灣总督府于1923年12月對台灣议會设置活动的揭發。

5月9日，部門會員加入中國國民對日交际大會主理的“國耻怀念大會”，披發《否决日本帝國主义殖民统治台灣》的传单。

蔡孝乾到上海大學後，即参加上海台灣青年會，并敏捷發展為主干成員。1924年5月，一向為该會张罗經费的林尧坤因涉入一桩讹诈案而受到拘系，“该會的勾當，因為經费坚苦，登时堕入障碍”。 5月24日，该會处事处被迁到法租界筐籁达路巨兴里6号，世人汇集，“协商有關构造志的刊行，支撑台灣议會设置示威活动，及增强與島內文化协會互助，夺取經费等事项。”[39]法租界筐籁达路巨兴里6号是蔡孝乾的住处[40]，上海台灣青年會根基上因此蔡孝乾為中间起头重整旗鼓的。當天制定的青年會干部人选以下：文书部：洪辑德、林维金；总務部：高金义、连枝旺；管帐部：王金章、林尧坤；出书部：蔡孝乾。[41]从此今後，蔡孝乾在台灣學生集團中阐扬的感化愈来愈大。

在此先後，蔡孝乾等上海台灣青年會的部門干部與平社的旅沪台籍人士结合建立政治色采更加稠密的台灣自治协會。自治协會也设在上海台灣青年會內，两者彷佛是“齐心一體的活动集團”[42]。其“构成份子几近都是上海青年會員”[43]。 5月31日，台灣自治协會對外颁發建立宣言，發出如许的号令：“愿我台灣人對峙底子的民族自發；愿我亲爱當中國同胞，帮忙我等之自治活动。”[44]

6月17日，台灣自治协會在上海務本英文专科黉舍举行否决台灣“始政怀念日”演讲會，加入者有台灣學生10多名，中國人和外國人各数名，蔡孝乾、谢雪红、张深入、林维金和洪熙洽等人竞相登台，声讨“残暴的台灣总督政治”，對“在其统治下惨剧的台灣公众”暗示深入怜悯，并咒骂日台政府在台灣的“始政怀念日”。协會還印制很多否决“始政怀念日”的传单，在上海披發，“甚而分發到东京、北京、南京、厦門等地，和島內各同道的手中”。[45]谢雪红在讲话时主意“主妇也得加入革命，声援汉子的活动，才轻易樂成”，激發了全場的喝采。[46]

针對“豹狼成性之轻贱日本”對中國“包藏侵犯野望”的严格实际，台灣自治协會還于 6月25日颁發告中國青年书，沉痛言道：“我等台灣人原属亡國奴隶，并没有讲话機遇；然从观看之，中國青年後辈，倘昏昏甜睡于彼等（指日本人——引者）罪行以前，而不自發，我等不由為握一把盗汗。诸君快醒！快醒！诸君须从着名无实之經济断交梦中苏醒！快以气力，起头爱鼎祚动。同时来帮手我等亡國台胞之自立自力活动。诸君如再不醒，将难免堕入與我同等為亡國奴隶之运气。[47]”

6月末，上海台灣青年會以“在华台胞反全島有力者大會”名义，颁發否决辜显荣、林熊徵等人召開的“有力者大會”的檄文，對“以辜显荣、林熊徵為首”的所谓“有力者”加以口诛笔伐：“诸君受台灣总督府出格庇护，享受出格利权——阿片、酒、盐、烟草（卷烟）等，无一非當局豢养诸君之資料。简言之，诸君乃总督府之喽啰。而與总督府同谋，抽剥我等之自由與膏血。诸君若何得本身别离有力者之與非有力者？”[48]

8月21日，台灣自治协會差遣會員数名，加入上海各反日集團配合主理的市民交际大會，向800余名听众“诉说台灣人的悲凉际遇”，并“分發题為《告诫中华商界诸公》的鼓吹单”，內容大要為“继续與日本作永恒性的經济断交，藉以致使日本权势的败亡”，不然，中國“亦将堕入和台灣不异的运气”。[49]

11月6日，以蔡孝乾、陈炎田、李孝敬為首的干部，在闸北公兴路共和楼茶社召開上海台灣青年會秋天大會，加入者除50余名會員外，另有10多名旅沪台灣人。因遭到本地军警的滋扰，大會被迫改成座谈會，继续举行。會上有人提议，青年會的成員不该该仅限于學生，“应當改成能遍及包涵台灣人的集團”。此项提议获得經由過程，因而决议闭幕上海台灣青年會，“从新组织‘旅沪台灣同亲會’”，并选举蔡孝乾、陈北塘、陈绍馨、郑進来、陈炎田、林剑英、何景寮等报酬创會委員。他们四周奔波，召募經费，但成果其实不十分抱负，同亲會没有很好地组建起来。[50]

固然如斯，蔡孝乾、陈炎田等人曾以旅沪台灣同亲會名义，與谢廉清“配合组织‘赤星會’，刊行构造报《赤星》，举行共產主义之钻研與鼓吹”[51]。

1925年五卅活动產生後，中國的學生活动更趋活泼，台灣學生深受影响，勾當也更加踊跃。

1925年12月20日，蔡孝乾、彭华英、许乃昌、何景寮、王庆勋等人联结上海大學、暨南大學、大夏大學、南洋醫科大學等黉舍的台灣留學生，依照中國的“全國粹生结合會”的模式，在大夏大學建立“上海台灣學生结合會”。可是，因為那时“大夏大學被视為共產主义的巢穴，公安局的取消极其峻厉”，他们不能不把“場合迁徙至法租界南光中學”，仓促举辦了建立大會。加入集會的有100多名台灣學生，10多名中國人和朝鲜人，由“蔡孝乾、何景寮两人担當司仪”。[52]从此今後，這個學生组织代替了上海的其他台灣人组织，吸引上海的左翼台灣人纷繁参加進来，“對付在中國成长的台灣共產主义活动而言，這意味着一個新阶段的起头”[53]。它“跟着中國粹生活动的兴衰，或向前成长，或障碍寂静，并跟着活动的過程而逐步加深其共產主义的思惟偏向，為台灣本島的共產主义活动铺路。”[54]

1926年4月11日，上海台灣學生结合會召開春期总會，到會的有大夏大學、國民大學、上海大學、复旦大學、守节大學、南洋高档贸易黉舍、南光高档中學的台灣學生和旅沪的部門台灣青年。集會“但愿各地的台灣學生们都参加各地的‘台灣學生會’，然後组织個‘全中國台灣學生的结合會’，進一步更和中國之外的台灣學生结合起来！”[55]

蔡孝乾還应邀参加過南京台灣學生建立的中台同道會。 1926年3月21日，在南京留學的台灣學生吴丽水、李振芳结合中山中學的西席文化震、陈君起、胡锡奎、赵作霖等人，调集以中山中學“西席及學生為首约四十名摆布的同道”，建立中台同道會，“遍及分發建立宣言及规约，致力于台灣革命的鼓吹煽惑，夺取同道，成长會務事情”。[56]其建立宣言称：“本會事情之第一步，即在叫醒两地公众现实请求事项意识，使對本會抱有未来之但愿。起首使中台两地公众，彻底离開日本帝國主义之拘束；然後但愿使中台两地公众，再產生紧密亲密之政治瓜葛。對台灣當地民族，以一概同等之原则，建立互相间友爱瓜葛。”[57]大會推举出13名委員，文化震為主任委員，李振芳為副主任委員，曾鲁為组织部长，唐宏涛為財務部长，蓝焕呈為侨務部长。[58]

中台同道會建立後，把成长會員看成重要事情来抓，于同年5月吸取上海的翁泽生、蔡孝乾、何景寮等报酬會員。吴丽水還从南京到上海，與翁泽生、蔡孝乾商榷在上海设立分會之事，翁、蔡则想把中台同道會总會迁至上海，谈判没有成果。[59]7月，蓝焕呈、吴丽水、李振芳等人乘黉舍放暑假之機返回台灣罗东，“告竣协定”，主意“寻求中國及台灣的自由自力，并同沐文化，支撑中國革命”。[60] 7月26日，蔡孝乾、何景寮、黄和蔼等人也返回台灣。 7月31日，日台政府搜寻吴丽水和李振芳家，查获中台同道會鼓吹质料多份，和 7月23日吴丽水、蓝焕呈、杨如松等人在罗东李振芳家召開中台同道會的议事记实，遂将李振芳、吴丽水、蓝焕呈、杨如松、陈招松、黄天海等人“加以拘押、侦讯”[61]。受此案连累，蔡孝乾也于 8月2日上午被日本警方拘系，但因证据不足，午後就放了出来。[62]這是蔡孝乾第一次被捕，但有惊无险。

暑假後，蔡孝乾返回上海，不久分開上海大學，再回台灣，投身于文化协會的改组勾當中。

4、介入文學论争

在上海大學时代，蔡孝乾勤于笔耕，表达了本身對一些首要问题的见解。他起首介入了颤动一时的文學论争。

早在1919年，中國常识界的新文化活动就對島表里的台灣文化人發生了极大的影响，他们深受“科學”和“民主”的启發，和“文學革命”的鼓励，纷繁举措起来，建立各种组织，东京的台灣留學生還開辦《台灣青年》（ 1920年7月16日開辦， 1922年4月1日更名為《台灣》， 1923年4月15日增刊刊行半月刊《台灣民报》），展開新文化活动，與故國大陸的新文化活动一唱一和。《台灣民报》创刊词有云：“我島归属日本帝國邦畿，快要三十年了……老者不克不及教，幼者无可學，虽是堂堂的炎黄子孙，也生怕與野生番无大异了。”“咱们处在本日的台灣社會，愿望同等，请求保存，其实非赶快创设公众的谈吐构造，以助社會教诲，并叫醒民气不成了。”[63]

《台灣民报》自创刊号起，即斥地了“學艺”栏目，专門颁發文艺论文和文學作品，台灣新文學初期的首要论文和作品大多颁發在這個場地上。可以说，《台灣民报》是台灣新文學的摇篮。

1924年，承受五四新文化活动浸礼的台灣青年张我军，持续颁發文章對台灣的旧文化、旧思惟、旧文學加以剧烈批评和征伐。他说话剧烈地指出：“台灣的诗文等，从不见過真正有文學价值的，且又不思鼎新，只在粪堆里滚来滚去，滚到百年千年，也只是滚得一身臭粪。”[64]那时的台灣文學界是旧诗人的全國，他们以台北的《台灣日日新报》、台中的《台灣消息》和台南的《台南新报》华文栏目為場地，沉浸于击钵吟和应酬诗中，開辦诗會，刊行诗刊，出书诗文，“差不可能是有史以来的盛况”。但是在张我军看来，這“不单没有產出差能人意的作品，乃至造痔瘡治療,出一种臭不成闻的恶氛围来，把一班文士的脸丢尽无遗，乃至藏匿了很多有為的天才，谗谄了很多活跃泼的青年”。他酸心地指出：“如今台灣的文學，如站在泥窟里的人，愈挣扎愈沉下去，终究要灭顶于臭泥里了啊！”他高声疾呼：“我的朋侪，我的兄弟，快来合力救他，将他从臭泥窟救出来吧！新文學的殿堂，已豫备着等咱们去住啊！”[65]

张我军的文章震动了台灣旧文坛，激發了關于新旧文學的剧烈论争。還击火力最猛的是旧诗领头人连雅堂，他在本身主编的《台灣诗荃》上颁發他為林小眉《台灣咏诗》写的《跋》，此中一段文字如许写道：“今之學子，口未读六艺之书，目未接百家之论，耳未聆离骚樂府之音，而嚣嚣然曰，华文可废，华文可废，甚而倡导新文學，宣传新體诗，秕糠故籍，自命时兴，吾不知其所谓新者安在？其所谓新者，特西人小说戏剧之余焉。其一滴洋洋得意，是诚坎井之蛙不足以语汪洋之海也噫！”[66]

對连雅堂的進犯，张我军于12月颁發《為台灣的文學界一哭》加以辩驳，他说：“我想不到博學如斯公，還會说出如许没事理、没知识的话，真是叫我欲替他辩护也无可辩护了。”面临此种状态，“我能不為咱们的文學界一哭吗？”[67]

蔡孝乾看到张我军的文章後，于 1925年1月8日写成《為台灣文學界续哭》一文，支撑张的概念，對台灣文學界提出峻厉批判。他说：“台灣的文學界，仿佛霜天的枯木，仿佛荒原中的墟墓，仿佛戈壁中的石头堆，毫无朝气，毫无光采。咱们在這冷静的氛围中，在這黑雾的灰尘中，怎麼可以或许有意见意义的糊口、有快活的糊口呢？” 他感慨道：“唉！三十年于今，只听着火車轰轰，制糖會社的汽笛吼吼。满眼都是枯瘦焦黄的世界，可怜咱们在這孤单满盈的空间里，终露不出一朵文化艺术的珠蕾，终奏不起一段快活的歌曲，但是快活之花枯折了，人生的温热的安慰失望了。”面临這类場合排場，“咱们怎能无哭呢？唉！咱们不克不及无哭了”。[68]

除直接介入那时的文學论争外，蔡孝乾還于1925年2月撰写长文《中國新文學概观》（《台灣民报》第3卷第12—17号连载），先容中國新文學的成长表面，為台灣的新文學活动供给鉴戒。他認為“如今中國的文學已面目一新了”，而台灣的环境却讓他“觉着一种悲惋”，以是他要把“可爱的”中國新文學“先容做孤单的台灣的好朋友”。甚麼是新文學呢？“就是如今的口语文學，就是如今中國的活文學”。[69]他转述了胡适關于新文學的8项主意[70]，出格夸大了文學中的“文字问题”：“文字是文學的根本，是文學的东西”，“凡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學都（是）用活文字做的。口语文學是活文字做的，以是称做活文學”。[71]

接着，他分新诗和新小说两個部門對中國的新文學加以阐明。關于新诗的理论，他偏重先容了刘半农《诗與小说精力上之改造》、胡适《谈新诗》和康白情《新诗的我见》中的各类概念[72]，然後罗列了他認為有代表性的一些新诗，如郑伯奇的《别後》，康白情的《干燥》、冰心的《春水》、馥泉的《妹嫁》、俞平伯的《欢愁的歌》、郭沫若的《成功的死》[73]，和徐玉诺的《坟場之花》、梁宗岱的《太空》、刘燧元的《夜忏》、玄庐的《十五娘》[74]。在蔡孝乾看来，這些诗是抒怀诗和叙事诗中的代表作，虽不免“举一漏万”，但他“确信可以代表示在中國的新诗”，以是他但愿“读者诸君具體吟味”。[75]

關于新小说，蔡孝乾起首阐發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文學的新趋势，認為跟着世界被榨取阶层“抬開始来”，跟着“革新”、“解放”声动举世，跟着“无產阶层的文艺”的扶植，本来那种“為艺术的艺术”和“為人生的艺术”的观念已“不大風靡”，“為新社會的艺术”的趋向業已构成。在這一趋向下，不但小说的描述法子與前分歧，描述工具也有很大变革，作家已把笔触伸向“布衣社會”，如“田舍、男女职工、車夫等的麻烦情景。又如由新旧思惟的冲突所表演来的家庭惨剧、婚姻苦痛等”。[76]蔡孝乾谈的虽是中國新文學，但他必定此一文學為社會辦事的趋向，较着是遭到那时的左倾文艺思潮的影响。在文章中，蔡孝乾點评了鲁迅的《孔乙己》、雪村的《風》[77]、胡适的《毕生大事》中的片段，以讓读者“大要晓得如今新小说的體形和趋势”。[78]

5、察看中國政治

1924年10月冯玉祥策动北京政变，以曹锟和吴佩孚為首的直系军阀垮台今後，社會上呈现了请求召建國民集會的呼声。蔡孝乾于 1925年1月13日撰文指出，國民集會“是由天下人民各集團组织而成”，“是公众政治活动的機遇”。國民集會的目标在于“解决今朝之时势，扶植一個离開外國本钱主义和海內军阀的拘束之民主當局”。他阐發了國民集會與列强的瓜葛，認為因為日本和英國连结了其在中國的地皮，以是“面前概况不取干與，持岑寂的立場，而骨子里却谋巩固其权势”；法國和美國因无特定的权势范畴，“欲伺機造成新的場合排場，是以必强持干與”。中國人民“要除此种恶运，今朝只有大师起来，尽力实现國民集會，以此作离開列强权势之东西”。[79]

1925年3月12日，國父孙中山师长教师在北京去世，蔡孝乾闻此凶讯，于 4月2日撰文表达悼念之情。他對中山师长教师的進献做出高度评价：“师长教师為谋取中國國民的自由同等，不挠不倦，四十年如一日，尽瘁國是，振臂呼号，带领被榨取的公众與外力抵當。他的一辈子，无一日一时一刻不怀于救國。”[80]他認為中山师长教师的去世與國民党和公众瓜葛最為紧密亲密。针對有人称中山师长教师去世後國民党必割裂的说法，蔡孝乾指出，國民党党員虽有左中右之分，但“忠厚的党員决不因中山师长教师之死而死，必遵照中山师长教师的遗言继续（為）國民革命而搏斗，而且還要一致连合举行。”[81]针對旧权势關于中山师长教师去世後“革命活动可无形歼灭”的说法，蔡孝乾明白指出：“咱们确信中山师长教师虽死，中山的精力還未死。本日虽没有中山师长教师一身，可是後面却另有四千万公众。咱们确信國民革命本日遽失了一個魁首，可是自从中山先存亡後却反加了很大的公众的气力来，处于帝國主义者和军阀二重榨取下的公众，另有谁不抖擞而战呢？”[82]

1926年5月26日，蔡孝乾撰写《反动时代的中國國民活动》一文，阐發中國國民活动所处的邪恶情况，描写智识阶层和公众的表示。他認為，五卅活动今後，日美英法等列强一壁召開“關税集會”和“法权集會”，提出“华人参政权议案”，制造“圈套”以“低沉中國的民心”；一壁“驱策他们的东西——军阀，弹压國民活动”；乃至“切身出马”“恫吓中國”。受列强支撑的中國各派军阀则相互攻伐，争取地皮，“明显在國民活动途上形成為了极可惊的危局”，使得“國民党左派份子在北方已不克不及勾當，至于共產党員更没必要说了”。[83]在這类情况中，“介在有產阶层和无產阶层之间”的“智识阶层”，“有时拥护有產阶层作反动，有时就加入无產阶层的解放活动，而常常加入于无產阶层的解放活动少，拥护于有產阶层的反动多”。可是，冯玉祥國民军的余部、从五卅活动中發展起来的革命大众、广东的20多万工人、80万农夫和天下的50万國民党左派党員，和工會、农會和學生會组织等，“都是潜滋暗长的革命权势”。以是他断言：“如今中國虽形成為了反动場合排場，但是國民活动绝對不會是以而终止的。革命的公众，都在待機而發！”[84]

蔡孝乾還参與了陈逢源與许乃昌為代表人物的一場關于中國出路的摆布论辩。

从1926年8月起头，台灣文化界就中國将来应當走本钱主义門路仍是社會主义門路的问题举行了长达数年的争辩。[85]陈逢源（笔名芳园）代表右派，倡言本钱主义門路，许乃昌代表左派，主意社會主义門路。深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影响的蔡孝乾是站在许乃昌一邊的。那时蔡孝乾正因黉舍放假返台探亲，乃于 9月21日在彰化八卦山下写發展文《驳芳园君的“中國革新论”》，辩驳陈逢源的概念。他起首指出，陈逢源没有國际目光，“只将中國做工具论中國，而没有考查世界的大势”。自雅片战役以来，中國深受帝國主义的侵犯，被迫開放流派，以是中國问题“即世界问题之一”。“在國际帝國主义和军阀的双重榨取下的中國”，要想成长“商工阶层的权势”，只能是一种“幻想之谈”。在帝國主义榨取和现有的出產瓜葛前提下，中國事不成能走本钱主义門路的。蔡孝乾感慨说：“如今的中國比革命前的俄罗斯更坏，无產阶层所受的痛楚愈甚，因帝國主义压迫和军阀的抽剥，无產阶层不能不陷于水火當中！如斯還要主意中國应當要向‘流弊百出’的本钱主义這条路跑去，真是‘太不近人道’呵。”中國的前途安在呢？中國的革新，“非冲破如今的出產瓜葛不成”，“非无產阶层的能力不成”。冲破“如今的出產瓜葛是什[怎]麼一回事呢？就是无產阶层的革命。”无產阶层“已垂垂向社會主义的路上跑去了——中國全民族的解放，须待社會主义的实现”。[86]

6、存眷台灣社會

1925年7月18日，蔡孝乾撰写《五年来的台灣》一文，對1920年以来台灣政治、經济、社會和文化方面的环境做了扼要的回首。他起首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暴發今後，一切被榨取阶层起头抬開始来“倡自由争人权”，而“暗沉沉、岑寂静的台灣島內”還没有被震动，幸亏东京的台灣“预言家者”于1920年7月開辦《台灣青年》，“把那自由同等人权的钟鼓，搬回来台灣島內敲了”。這是“台灣青年搏斗的起头”。[87] 1921年1月起头的议會设置示威活动、9月建立的“标榜谋台灣幸福的”公益會和 10月17日建立的台灣文化协會，是台灣政治、社會和文化范畴的新动向，而文化协會與公益會之间的匹敌，使台灣公众發生了“派系意识”，乃至起头举行“派系斗争”。蔡孝乾是以预言，“此去五年內，谅必會發生无產阶层的解放活动”。“台灣议會能实现不克不及实现”，是此外一個问题，在此進程中，“无產阶层活动起头的客观前提，充实存在着。看啊！台灣公众将有‘阶层意识’所致‘阶层斗争’的起头！”[88]這阐明蔡孝乾已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起头鼓吹阶层斗争理论了。

在看到這些踊跃趋势的同时，蔡孝乾也考查了台灣“這五年来之不幸的事體”。他認為經济方面的大丧失有两项，一是“那条大正九年起工的南北直通門路”，日本政府的本意并不是為了交通便當，而是為统治上的便當；二是“挥霍五万万圆”開凿的“台南埤圳”，“用钱不适當时”。除此以外，“私家的經济丧失，那便人人轻易晓得了”。[89]

蔡孝乾還存眷主妇问题，萬用影片下載,否决包揽婚姻和交易婚姻，對台灣主妇出格抱以深入的怜悯。他于1925年11月完發展文《从爱情到成婚》（《台灣民报》第88—94号连载），颁發本身對主妇问题的钻研心得。因主妇问题盘根错节，爱情和婚姻乃是瓜葛主妇一辈子幸福的關头，以是他要起首探究這一主题。他認為爱情是人类“长期不灭之力”，并援用日本人厨川白村的话说：“‘永恒的國都’不是罗马，而是爱情。”[90]他很是垂青恋爱之于婚姻的首要性，由于“男女两性的连系——成婚，不专是肉欲的瓜葛，又不是天國上的心灵的瓜葛，而是‘齐心一體’的瓜葛。更不是主从的瓜葛，而是在程度线上的瓜葛。”可是“在如今社會轨制下，其实找不到成婚的真意义”，特别是“女子在經济上不曾得着自由自力”的环境下，婚姻是“罕见看得完竣的”。在他眼里，“成婚的真意义，必需在經济上的自由社會里，才找获得。只有共產的社會里，才有神圣的男女的连系，只有那种社會里，才有真正之男女的自由、男女的同等。”[91]而“如今台灣社會所接待的成婚，因此款项為尺度的。以聘金之几多、以成婚式之隆重不隆重而推定‘好命’‘欠好命’的。”這类“聘金成婚”实在與“交易成婚不异，不外把買取女子应付的价格，改呼為‘聘金’而已。”[92]

1926年12月8日，蔡孝乾写成《財產政策與台民应有的憬悟》一文，對日本殖民政府的所谓財產政策举行批判。他指出，“帝國主义篡夺殖民地的目标，就是把殖民地的一切財產彻底安排”；“宗主國對付殖民地的所谓‘財產政策’，就是一种經济的‘压迫政策’”。因為“如今日本的本钱主义經济，差未几成為了慢性的發急”，日本政府“為拯救日本本钱主义的危機”，“不能不取道于抽剥无產阶层與殖民地之膏血”。[93]就台灣而言，最大宗的財產如米、糖等，都把握在三井、大仓、铃木、三菱等日本大財阀之手，它们一方面安排日本的金融，一方面安排台灣的財產，與殖民政府一块兒抽剥台灣出產者。為他们辦事的“铁道、口岸、运河、電力會社等一切一切的举措措施，莫不因此咱们的膏血為工具”。他号令台灣人民認清殖民政府“財產政策”的本色，完全憬悟起来。“咱们不单要完全的憬悟，咱们還（要）从速连合起来”，由于“台灣公众连合便是力啊！”[94]

结语

从台灣到上海，蔡孝乾迈出了别人生的首要一步。經由過程上海大學社會學系约3年的進修和实践，他開端把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根基理论，起头用阶层斗争的概念察看和阐發社會问题，但愿颠覆日本帝國主义對台灣的殖民统治，打垮军阀與帝國主义权势對中國的两重榨取，冲破出產瓜葛對出產力的束厄局促，使无產阶层得到解放。在這個阶段，蔡孝乾的文章中常见“革命”、“帝國主义”、“列强”、“有產阶层”、“无產阶层”、“解放活动”、“本钱主义”等辞汇。他關于“无產阶层文艺”的见解及對“為艺术的艺术”和“為人生的艺术”的批判，與1923年邓中夏、恽代英、萧楚女等共產党人在《中國青年》上批评“為艺术而艺术”和“為人生而艺术”两种文學思惟、主意文學应為社會革命辦事的说法基底细同。[95]此一阶段，他在思惟上已彻底接管了马列主义學说和中國革命理论，已从一名怀有昏黄反日意识的激進青年發展為具备革命精力的左翼社會勾當家，他将来20多年赤色生活的根本也由此得以奠基。

他踊跃介入组建左翼台灣學生集團，不但為他在台灣學生中博得了较高的知名度，并且使他具有了必定的组织能力。他以上海大學為平台创建的人际瓜葛收集，對他今後的人生門路發生了很是重大的影响。這個收集包含两個层面：其一是他與上海大學中共传授的师生瓜葛。1932年蔡孝乾在福建漳州加入罗荣桓所率赤军，與蔡有师生之谊的任弼时闻讯後即致電要他到江西苏區担當新职。[96]其二是他與上海大學學生的同窗瓜葛。据陈芳明统计，1924—1926年间，前後到上海大學念书的台灣學生有10多位，包含蔡孝乾、翁泽生、谢雪红、林木顺、潘钦信、林日高、庄春火、刘守鸿、王万得、陈德兴、吴拱照、洪朝宗、李晓芳、庄泗川、陈丽水、王溪森、王天强等。[97]蔡孝乾與翁泽生、潘钦信、林日高、庄春火、王万得、洪朝宗、李晓芳、庄泗川等瓜葛紧密亲密。他之以是成為台共带领人之一和台灣文化协會內部“上大派”的要角之一，都與這個同窗圈子對他的支撑分不開。

他勤于思虑和笔耕，颁發一系列文章鼓吹马列主义理论，介入文學论争，介入關于中國出路问题的摆布论辩，颁發本身對付中國政治和台灣社會问题的见解，表示出了在鼓吹鼓舞方面独有的才干。這或许是1928年4月他缺席获选台共中心常委後被分派掌管鼓吹煽惑部的远因。

固然，咱们也应看到，限于春秋、常识布局等身分，蔡孝乾對新文學的熟悉、對中國政治和台灣社會的察看，都還不是很成熟。他固然把握了一些马列主义理论，對中國革命也抱有深入的怜悯，但還没有發展為一個刚强的共產主义者。他在上海大學只是加入了中國共產主义青年團，與中共带领人瞿秋白也没有创建紧密亲密的瓜葛。比拟之下，翁泽生和谢雪红更激進一些。翁泽生比蔡孝乾晚一年進入上大，很快遭到瞿秋白的欣赏，并于1925年7月尾由高尔柏先容参加中共。[98]谢雪红则是1925年8月在杭州經黄中美先容参加中共，不久又被举荐到上海大學進修的。[99] 此外，从我今朝把握的质料看，在有上大學生踊跃加入的创辦工人夜校勾當、非基督教活动、國民集會活动、五卅活动中，也没有呈现蔡孝乾的身影。咱们虽不克不及由此揣度他没有加入這些活动，但最少可以必定，他不是冲在第一线的踊跃份子。這或许是他1927年末他回绝接管翁泽生要他留在上海配合筹建台灣共產党的建议而执意返回台灣担當《台灣公共时报》记者的思惟身分之一。

2008年8月3日初稿

2008年9月15日定稿

[作者杜继东，别名杜承骏，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钻研所]

* 本文的写作得益于2007年9—10月我在台灣的研修勾當，在此谨向邀我赴台的政治大學汗青系和供给帮助的中华成长基金暗示衷心感激。本文的點窜获得台灣蓝博洲师长教师和郭维雄师长教师的指导，谨称谢忱。

[1] 谢國兴：《中國往那邊去：1930年先後台灣的摆布论辩》，《近代史钻研》2003年第2期，第54页注4。

[2] 翁佳音：《安享天算的“省工委會主委”——蔡孝乾》，张炎宪、李筱峰、庄永明编：《台灣近代名流志》第4册，台北，自主晚报1987年版，第273—285页。此文又以《蔡孝乾师长教师传略》為篇名收入《國史馆现藏民國人物列传史料汇编》第26辑，台北，“國史馆”2003年版，第505—517页。

[3] [美]尼姆·威尔斯（Nym Wales）著，陶宜、徐复译：《续西行漫记》，北京，糊口·念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251页。

[4] 李宣锋、魏永竹拜候：《當事人蔡孝乾家眷马雯鹃暨蔡艾安访谈记实》，台灣省文献委員會编：《台灣地域戒严时代五○年月政治案件史料汇编（二）個案資料》，南投，台灣省文献委員會1998年版，第62页。

[5] [美]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著，奚博铨译：《赤色中华散记（1936—1945）》，南京，江苏人民出书社1991年版，第119页。蔡孝乾對斯诺说，他的父亲是米行管帐。他的父亲可能既當過差人，也做過管帐。

[6] 卢修一：《日据期间台灣共產党史，1928—1932》，台北，前卫出书社2006年版，第38页；埃德加·斯诺：《赤色中华散记（1936—1945）》，第119页。

[7] 谢雪红回想说蔡孝乾是1926年头進的上大，显系误记。拜见谢雪红口述，杨克煌笔录，杨翠华收拾：《我的半生记·台魂泪（一）》，台北，杨翠华2004年版，第189页。此外，美國记者尼姆·韦尔斯在先容延安时代中共的70名魁首人物（此中政治魁首53名，军事魁首17名）时称蔡孝乾身世于沪江大學，也不许确。拜见[美]尼姆·韦尔斯著，华侃译：《西行拜候记：红都延安秘录》，北京，中國青年出书社1994年版，第20页。

[8] 王乃信等译：“台灣总督府差人沿革志第二篇领台今後的治安状态（中卷）”《台灣社會活动史（一九一三—一九三六）》第1册《文化活动》，台北，海峡學术出书社2006年版，第232页。此书共有5册，别离為第1册《文化活动》；第2册《政治活动》；第3册《共產主义活动》；第4册《无當局主义活动·民族革命活动·农夫活动》；第5册《劳动活动·右翼活动》。如下仅注台灣总督府差人沿革志加单册名。

[9] [日]若林正丈著，台灣史日文史料文籍研读會译：《台灣抗日活动史钻研》，台北，播种者出书有限公司2007年版，第264页。

[10] 台灣总督府差人沿革志：《文化活动》，第233页。

[11] 许德良：《五卅活动與上海大學》，中國人民政治协商集會上海市委員會文史資料事情委員會编：《文史資料选辑》第22期，上海，上海人民出书社1979年版，第53—54页。

[12] 柳建辉、郑雅茹编著：《任弼时與中國青年》，沈阳，辽宁人民出书社1994年版，第74页。

[13] 何池：《翁泽生传》，台北，海峡學术出书社2005年版，第47页。

[14] 谢雪红：《我的半生记·台魂泪（一）》，第183页。

[15] 帅孟奇、蹇先任：《永不熄灭的明灯——怀念邓中夏同道》， 1980年2月19日《人民日报》，第5版。

[16] 上海市委党史資料征集委員會主编，王家贵、蔡锡瑶编著：《上海大學（一九二二——一九二七年）》，上海社會科學院出书社1986年版，第5页。

[17] 瞿秋白：《现代中國所當有的“上海大學”》，1923年8月2—3日《民國日报》副刊“憬悟”，收入黄美真、石源华、张云编：《上海大學史料》，上海，复旦大學出书社1984年版，第5—6页。

[18] 张士韵：《中國民族活动史的上海大學》，《上海大學留沪同窗會建立特刊》，1936年9月，收入黄美真等编：《上海大學史料》，第34页。

[19] 王家贵、蔡锡瑶编著：《上海大學（一九二二——一九二七年）》“媒介”，第1页。

[20] 陈铁健：《从墨客到魁首——瞿秋白传》，上海，上海人民出书社1995年版，第187页。

[21] 周永祥：《瞿秋白年谱新编》，上海，學林出书社1992年版，第136页。

[22] 《上大五卅特刊》第6期， 1925年7月24日。转引自王家贵、蔡锡瑶编著：《上海大學（一九二二——一九二七年）》，第201页。

[23] 邵有民主编：《中國共產党上海史》，上海，上海人民出书社1999年版，第202页。

[24] 施存统：《上海大學的精力》， 1923年10月23日《民國日报》副刊“憬悟”，收入黄美真等编：《上海大學史料》，第17页。

[25] 王家贵、蔡锡瑶编著：《上海大學（一九二二——一九二七年）》，第5页。曾在社會學系读過书的阳翰笙回想说：“上大的社會學系主如果學马列主义經典著作，其他系也都受马列主义的影响，以是那时上大的社會學系是最活泼的，人数也至多。”同上书，第80页。

[26] 王家贵、蔡锡瑶编著：《上海大學（一九二二——一九二七年）》，第50—77页。此中不包含厥後被中共認定為义士的翁泽生。

[27] 陈台北機車借款,铁健：《从墨客到魁首——瞿秋白传》，第186页。

[28]王家贵、蔡锡瑶编著：《上海大學（一九二二——一九二七年）》“媒介”，第7页。

[29] 张士韵：《中國民族活动史的上海大學》，《上海大學留沪同窗會建立特刊》，1936年9月，收入黄美真等编：《上海大學史料》，第33页。

[30] 王家贵、蔡锡瑶编著：《上海大學（一九二二——一九二七年）》，第49页。

[31] 蔡孝乾：《江西苏區·赤军西窜回想》，台北，中共钻研杂志社1970年版，第140页；埃德加·斯诺：《赤色中华散记（1936—1945）》，第119页。也有人说蔡孝乾在上海大學参加了中共，比方，何池说蔡孝乾“在上大参加了中共组织”（何池：《翁泽生传》，第86页）；蔡孝乾的支属亦称，因為上大“师生多系共党份子，校园满盈一股共產及社會主义思潮，所谓近朱者赤，不多，蔡氏亦参加共產党组织，接管共產教诲。”（李宣锋、魏永竹拜候：《當事人蔡孝乾家眷马雯鹃暨蔡艾安访谈记实》，台灣省文献委員會编：《台灣地域戒严时代五○年月政治案件史料汇编（二）個案資料》，第62页）证之蔡孝乾本人的说法，咱们可以必定，他只是参加了共青團。

[32] [日]矢內原忠雄著，周宪文译：《日本帝國主义下之台灣》，台北，海峡學术出书社2002年版，第214页。

[33] 叶荣钟：《日据下台灣政治社會活动史》上册，台北，晨星出书有限公司2000年版，第97页。

[34] 蓝博洲：《民族纯血的脉动：日据时代台灣學生活动（一九一三——一九四五）》，台北，海峡學术出书社2006年版，第81页。

[35] 叶荣钟：《日据下台灣政治社會活动史》上册，第103页。

[36] 杨碧川：《日据期间台灣人抵挡史》，台北，稻乡出书社1996年版，第84页。

[37] 台灣总督府差人沿革志：《文化活动》，第84页。

[38] 叶荣钟：《日据下台灣政治社會活动史》上册，第122页。

[39] 台灣总督府差人沿革志：《文化活动》，第89页。

[40] 杨碧川：《日据期间台灣人抵挡史》，第94页。

[41] 台灣总督府差人沿革志：《文化活动》，第89页。

[42] 蓝博洲：《民族纯血的脉动：日据时代台灣學生活动（一九一三——一九四五）》，第227页。

[43] 台灣总督府差人沿革志：《文化活动》，第103页。

[44] 《台灣自治协會宣言》，王晓波编：《台灣抗日文献选新编》，台北，海峡學术出书社1998年版，第279—280页。

[45] 台灣总督府差人沿革志：《文化活动》，第91页。

[46] 张深入：《里程碑》第1册，台中，圣工出书社1961年版，第159页。

[47] 《台灣自治协會告中國青年书》，王晓波编：《台灣抗日文献选新编》，第283—284页。

[48] 《在华台胞反全島有力者大會檄文》，王晓波编：《台灣抗日文献选新编》，第281页。

[49] 台灣总督府差人沿革志：《文化活动》，第91页。

[50] 蓝博洲：《民族纯血的脉动：日据时代台灣學生活动（一九一三——一九四五）》，第157—158页。

[51] 台灣总督府差人沿革志：《共產主义活动》，第3页。

[52] 台灣总督府差人沿革志：《文化活动》，第109页。

[53] 卢修一：《日据期间台灣共產党史，1928—1932》，第38页。

[54] 蓝博洲：《民族纯血的脉动：日据时代台灣學生活动（一九一三——一九四五）》，第159页。

[55] 水藻：《上海台灣學生结合會的春期总會》，《台灣民报》第104号， 1926年5月9日，第11页。

[56] 台灣总督府差人沿革志：《文化活动》，第135页。

[57] 《中台同道會建立宣言》，王晓波编：《台灣抗日文献选新编》，第302页。

[58] 蓝博洲：《民族纯血的脉动：日据时代台灣學生活动（一九一三——一九四五）》，第302页。

[59] 蓝博洲：《民族纯血的脉动：日据时代台灣學生活动（一九一三——一九四五）》，第305页。

[60] 杨碧川：《日据期间台灣人抵挡史》，第97页。

[61] 台灣总督府差人沿革志：《文化活动》，第154页。

[62] 蓝博洲：《民族纯血的脉动：日据时代台灣學生活动（一九一三——一九四五）》，第316页。

[63] 慈舟：《创刊词》，《台灣民报》第1卷第1号， 1923年4月15日，第1页

[64] 张我军：《致台灣青年的一封信》，《台灣民报》第2卷第7号， 1924年4月21日，第10页。另见张光正编：《张我军全集》，台北，人世出书社2002年版，第3页。

[65] 张我军：《糟的台灣文學界》，《台灣民报》第2卷第24号， 1924年11月21日，第6页。另见张光正编：《张我军全集》，第5—7页。

[66] 廖汉臣：《新旧文學之争》，李南衡编：《日据下台灣新文學·明集（5）文献資料选集》，台北，明潭出书社1979年版，第416页。

[67]《台灣民报》第2卷第26号， 1924年12月11日，第11页。另见张光正编：《张我军全集》，第13页。

[68] 蔡孝乾：《為台灣文學界续哭》，《台灣民报》第3卷第5号， 1925年2月11日，第13页。

[69] 蔡孝乾：《中國新文學概观》（一），《台灣民报》第3卷第12号， 1925年4月21日，第13页。

[70] 即：（1）不做“言之无物”的文字；（2）不做“无病呻吟”的文字；（3）不消典；（4）不消套语烂调；（5）不重對偶——文须废骈、诗须废律；（6）不做分歧文法的文字；（7）不临摹前人；（8）不避俗字鄙谚。

[71] 蔡孝乾：《中國新文學概观》（一），《台灣民报》第3卷第12号， 1925年4月21日，第13页。

[72] 蔡孝乾：《中國新文學概观》（一），《台灣民报》第3卷第12号， 1925年4月21日，第13—14页。

[73] 蔡孝乾：《中國新文學概观》（二），《台灣民报》第3卷第13号， 1925年5月1日，第13页。

[74] 蔡孝乾：《中國新文學概观》（三），《台灣民报》第3卷第14号， 1925年5月11日壯陽藥物, ，第13—14页。

[75] 蔡孝乾：《中國新文學概观》（三），《台灣民报》第3卷第14号， 1925年5月11日，第14页。

[76] 蔡孝乾：《中國新文學概观》（四），《台灣民报》第3卷第15号， 1925年5月21日，第12页。

[77] 蔡孝乾：《中國新文學概观》（四），《台灣民报》第3卷第15号， 1925年5月21日，第13—14页。

[78] 蔡孝乾：《中國新文學概观》（六），《台灣民报》第3卷第17号， 1925年6月11日，第12页。

[79] 蔡孝乾：《國民集會與中國以前局观》，《台灣民报》第3卷第7号， 1925年3月1日，第14页。

[80] 孝乾：《中山师长教师去世》，《台灣民报》第3卷第14号， 1925年5月11日，第12页。

[81] 孝乾：《中山师长教师去世》，《台灣民报》第3卷第14号， 1925年5月11日，第13页。

[82] 孝乾：《中山师长教师去世》，《台灣民报》第3卷第14号， 1925年5月11日，第13页。

[83] 孝乾：《反动时代的中國國民活动》，《台灣民报》第114号， 1926年7月18日，第1二、13页。

[84] 孝乾：《反动时代的中國國民活动》（续），《台灣民报》第115号， 1926年7月25日，第十一、12页。

[85] 详参谢國兴：《中國往那邊去：1930年先後台灣的摆布论辩》，《近代史钻研》2003年第2期，第44—76页。

[86] 蔡孝乾：《驳芳园君的“中國革新论”》，《台灣民报》第134号， 1926年12月5日，第10—13页。

[87] 蔡孝乾：《五年来的台灣》，《台灣民报》第67号， 1925年8月26日，第13页。

[88] 蔡孝乾：《五年来的台灣》，《台灣民报》第67号， 1925年8月26日，第15页。

[89] 蔡孝乾：《五年来的台灣》，《台灣民报》第67号， 1925年8月26日，第14页。

[90] 蔡孝乾：《从爱情到成婚》（一），《台灣民报》第88号， 1926年1月17日，第1二、13页。

[91] 蔡孝乾：《从爱情到成婚》（续），《台灣民报》第91号， 1926年2月7日，第14页。

[92] 蔡孝乾：《从爱情到成婚》（三），《台灣民报》第92号， 1926年2月14日，第14页。

[93] 蔡孝乾：《財產政策與台民应有的憬悟》（上），《台灣民报》第140号， 1927年1月16日，第八、9页。

[94] 蔡孝乾：《財產政策與台民应有的憬悟》（下），《台灣民报》第141号， 1927年1月23日，第12页。

[95] 张毕来：《一九二三年〈中國青年〉几個作者的文學主意》，李何林等《中國新文學史钻研》，北京，新扶植杂志社1951年版，第36页。

[96] 1924年蔡在上海大學念书时，任弼时是俄文老师。1928年台共在上海建立时，任弼时担當共產國际东方部的联结事情，晓得蔡是台共带领人之一。拜见蔡孝乾：《江西苏區·赤军西窜回想》，第22页。

[97] 陈芳明：《殖民地台灣——左翼政治活动史论》，台北，麦田出书·城邦文化奇迹股分有限公司2006年版，第104页。现实上，庄春火未在上海大學读過书。拜见张炎宪、高涉媛等采访：《一個老台共的心路進程——庄春火拜候记实》，《台灣史料钻研》第2号，1993年8月，第81—92页。

[98] 何池：《翁泽生传》，第84页。

[99] 谢雪红：《我的半生记·台魂泪（一）》，第1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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